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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，市场与法治是现代经济的两大基石，二者紧密联系、相生相伴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关系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。比如，2014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，经济秩序混乱多源于有法不依、违法不究，因此必须坚持法治思维、增强法治观念，依法调控和治理经济。法治经济的本质要求就是把握规律、尊重规律”；2018年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“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，必须坚持以法治为引领”；2019年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强调“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，要用法治来规范政府和市场的边界”；2020年在企业家座谈会上阐明“法治意识、契约精神、守约观念是现代经济活动的重要意识规范，也是信用经济、法治经济的重要要求”；2024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政府“有所为，就是要不断建设法治经济、信用经济，完善市场规则并带头遵守规则”，等等。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内在关系，不仅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，也为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、保障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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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，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强2026年3月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的单行本和视频图文版，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；该书的电子书、有声书等融媒体出版物也已在多家网络平台上线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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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，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，彰显着多民族国家实现各民族团结统一、繁荣发展的鲜明特征，为世界各国治理民族事务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。民族事务治理是世界性治理难题，只要有民族存在，就会有民族问题存在，就要处理民族问题。特别是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，单边主义、保护主义、民粹主义等思潮滋生蔓延，民族冲突、宗教矛盾、种族隔阂等问题日益凸显，严重影响全球和平与发展进程。在解决民族问题过程中，有的国家推行强制同化政策，忽视甚至压制少数民族的文化与权益；有的放任民族分裂势力发展，导致国家分裂、社会动荡；有的采用“分而治之”的策略，加剧民族矛盾与对立，这些做法不仅未能解决民族问题，反而引发了更多社会危机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我国坚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，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，形成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、共同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。中国通过自身的成功实践证明，多民族国家完全可以实现各民族的团结统一、繁荣发展。同时，中国积极开展国际合作，与世界各国分享民族工作的经验做法，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，促进全球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。这种将民族问题纳入国家整体发展大局的治理思路，既保障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，又强化了国家整体的凝聚力，避免了单一维度解决民族问题的局限性。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念所彰显的包容性、建设性、共赢性，为破解全球民族问题、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借鉴。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“法治中的平安”最终体现为韧性之安。“法治中的平安”是法律之刚性权威与德治之柔性教化共同作用的结果。法治的刚性体现为划定清晰的行为底线，通过依法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、社会秩序的严重犯罪，形成强大震慑，筑牢平安的法治防线。但是，平安的持久稳固不能仅靠惩戒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”。这要求在平安中国建设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具体体现在：通过深入普法增进全民法治信仰；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推动矛盾纠纷化解端口前移，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；在司法中完善认罪认罚从宽等制度，实现惩治、教育与挽救相结合。通过法治与德治的深度融合，培育理性平和、向上向善的社会氛围，塑造抵御复杂风险、实现动态平衡的社会韧性，这正是“法治中的平安”所指向的高层次治理境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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